中国私募基金海外上市第一股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财中金控专业解读：
2018年11月13日，瑞威资本在香港联交所主板H股上市，国内第一家境外上市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曝光在公众视野中。
瑞威资本的锣声也震动了中国私募界，一时间提出海外上市之路的私募基金不在少数。尽管瑞威资本实实在在为整个私募圈趟出一条新路，但瑞威资本上市的背后，却是瑞威资本乃至整个私募界多年来的坚守与转身。
作为上市核心团队成员之一，瑞威资本CFO苏怡女士在企业上市后，动笔写下上市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文字朴实而有力，《投资界》推荐，与私募同仁共勉。
以下为苏怡女士全文：
无论如今或者若干年后，行内人或者行外人，会如何看待今天这一家仅有8年历史的小小民营企业在今时今日的经济环境下迈出的这一步，作为公司最早的团队成员之一，如今的董事和首席财务官，我深刻地知道，这一步迈地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并且，我知道这一步对公司而言一定会是开天辟地的历史性事件。
当联交所的铜锣终于敲响，背景板上我们的股票一路上扬，我有一瞬间的如释重负，8年的奋斗，2年的冲刺，好像终于有了一个交代。然而想象中的激动却并没有如期而至。
看着兄弟姐妹们的笑脸盈盈，我脑海里盘桓的，是过去一幕幕的甘苦；看着投资人、媒体、中介机构的交相庆贺，我心里充盈的，是对未来的希冀和，一丝丝的沉重。当我走出热闹的仪式大厅，远离乱闪的镁光灯，一种陌生又熟悉的失重感席卷而来。
仿似回到19年前的那一个夏日，19岁的我，手里拿着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尘埃落定，我却静默了。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奔着这个目不斜视脚不点地地往前奔，有一天，突然这个目标达到了，路上的旗帜撤了，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撒丫子狂欢，而是就地呆住，不知该往哪里去。
复旦的官微上，曾经有一句话，“不要让这所学校成为你人生的至高点”。当时只觉振聋发聩，以至于今后每每有人夸我学霸云云，我都心感惶惑。
让人忽略曾经的至高点，唯一的办法是制造新的至高点。
记得2010年10月的某一天，我在上海国际贵都酒店第一次见到公司两位创始合伙人朱平和成军。那天酒店大堂里人来人往，都是陌生面孔，我却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俩。成军面如佛陀，宽厚大气，言谈间开合睥睨，胸中自有江山；朱平身形高大，霸气侧漏，眉目间精光闪烁，举止间仿若天地只此一人。我其实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只反复听到“基金”“证券化”之类的陌生名词，他们说的高深莫测又仿佛志在必得。我暗地里掐指一算，然后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两个男人应该靠谱。然后我说好，那我就跟你们混了。见完面当晚，朱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谈了谈工资，报了个挺鸡肋的数字，但是在电话那头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我说好，你说啥就是啥。我当时正是满心骚动不想走寻常路的时候，也没问这两位老兄看上了我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性价比吧。
时也？命也？运也？
总之，30岁那年，我的人生路又重新插上了旗帜。我沉下心来，一猛子扎了进去，一走就是8年。
2010年，中国地产私募基金元年。我和两位老大、旭阳、老段、陈敏、老刘和当时还是小鲜肉的宋昊，公司最早的一班人马，就撸袖子开工了。
从此后，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得磨，一个坎一个坎得过；
从此后，日日夜夜算大帐算小钱，算的千奇百巧肝肠寸断；
从此后，风里来雨里去不辞劳苦，喝酒吃肉干活不辨男女；
从此后，云山雾罩，柳暗花明，管它道阻且长，我且溯游从之，再无回头日。
……
2015年，公司业绩上新高。朱平开始蠢蠢欲动。董事会一开，决定，上新三板。彼时新三板刚起，热度正高。我开始找券商找律师找会计师，准备登台唱戏。15年9月，公司开始股改，恰逢上海市开始三证合一，计划交件当天，全市工商系统停办一天。就因为这一天，我们整个计划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突然接到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暂停受理类金融机构挂牌申请。2015年，私募基金行业强监管伊始，行业整肃，良莠两分，至今方兴未艾。
时也？命也？运也？
强监管犹如双刃剑，一方面让行业清明，一方面尚未成熟的监管体系，一松水混，一紧扼喉，分寸毫厘之间，让我等民企尤感踟蹰难行。
无根无凭的我们，第一次在一腔热血中冷静下来，感到瑟瑟寒意。
2016年底，反复思量之后，董事会再次拍板，继续寻求上市之路。
说来也奇，这一决定，还起源于我的前老板阿汤哥（人前我叫他汤老师）。阿汤哥是我在安永7年里，合作项目最多的上级领导，在我离开安永的第二年，终于媳妇熬成婆，升了合伙人。2011年1月份，我进公司没多久，第一次去天津出差，早班机，在机场偶遇阿汤哥，跟阿汤哥寒暄了两句，给了他一张新名片。等到16年决定继续上市征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了他。阿汤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情绪管理最为出色的人，没有之一。我认识他那么多年里，就没有见他发过火，无论面对多么无理的客户或者多么蠢的小朋友。所以，和气生财这句话是一点也没错的，阿汤哥今年已经完成8家上市公司了，锐不可当。当时，我就和朱平两人找了阿汤哥深聊。一通分析之后，当下拍板，H股！
拍桌子容易，一做起来，我们立刻面临了第一个问题：券商嫌弃我们。
想想也是，公司那么小，又是H股，盘口小。关键是，私募基金行业正当强监管整肃期，我们又是投资不动产的私募基金，各种枪口乱撞，并且无论香港资本市场还是国内资本市场，都无先例。
第一家？真是让人既兴奋又茫然的目标。
可是朱平和成军一听第一家，立刻热血沸腾了。就等这一天，还有什么可说的？要做就要做第一家！
于是，我的漫漫上市路开始了。
经阿汤哥引荐，同人金融成为了我们独家保荐人，又经保荐人的引荐，第一次在香港中环晕头转向地兜了一圈之后，我们的上市中介团队组建完成。中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像个大的菜市场，所有上市需要的中介机构基本都在那一圈，彼此之间步行距离不超过20分钟，兜一圈下来，一桌菜都齐了。从那一次之后的两年里，我无数次在那里来回穿梭。
2017年1月，上市启动大会召开。
从此老公和娃是路人。
2017年6月，我和朱平两人，背着半成品的招股书，第一次走进北京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面见领导，跟领导提出了我们公司想H股上市的愿望。在走进证监会大厅后，饶是见惯大场面的朱大律师，也显然有点紧张，进去的时候惴惴不安，不知道领导会怎么反馈，出来的时候包都差点忘记在椅子上。一出大门，我俩面面相觑了半天，然后同时说了句，你怎么看？
那时候没有料到，富凯大厦一跑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年里赶上了好多国家大事。十九大，修宪，两会……期间穿插着我们一次次的汇报。小路条资料递交的时间一次次往后调整。报告期因此而调整了两次，加做了两期审计。
一年里，公司也发生了很多事。7月份股权收购了一家持牌的基金销售公司，开始财富平台的布局。下半年开始连上了4个新项目，3个老项目进入退出期。忙得喘气的时间也没有。
17年9月份，证监会相关部门安排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公司汇报会，朱平和成军两人需要去北京给证监会及各地证监局的相关领导集中汇报公司的经营模式和业绩情况。
不巧的是，当时朱平的母亲癌症晚期病危，朱平白天忙着公司里各项事务，晚上要去陪夜，整个人无比疲惫。我记得有天晚上7、8点钟的时候，要开新收购的基金销售公司的董事会，部署接下来的工作。去开会的电梯里，朱平突然跟我说，老娘快不行了，开完会还要赶去陪夜。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想不出一句有意义的安慰的话，只能深深叹口气。接到要去北京汇报的具体时间通知的时候，朱平的母亲已在弥留之际，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朱平还是去了。后来有次在成军办公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朱平突然红了眼睛，低声说，那次从北京回来，飞机一落地虹桥机场，老娘就闭眼了，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很少看到这个向来意气风发虎虎生威的男人如此低沉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无从想象他曾经经历过如何残酷的内心挣扎和痛苦选择。而难兄难弟的成军，那次去北京，夜里突然胆囊炎发作，去医院挂水挂到凌晨4点，早上8点多坚持去完成了汇报。后来回来之后，成军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住院好几天，吃了不少苦头，我和朱平去医院看望的时候，吓了一跳，成军整个人瘦得差点要浮现出他年轻时木村拓哉式花样美男的身形。那一阵子这俩男人真的让我很是揪心。
一直到17年年底，此事一直悬而未决，整个上市工作几乎进入停滞状态。这给大家的心理压力巨大。加上赶上年底的时候，监管政策频出，几乎每个周末都能出来几个新的文，产品设计压力巨大，资金募集压力巨大。
有次晚上8点多，朱平、陈敏、宋昊和我在微信上开电话讨论一个基金结构的事情，就某个细节问题，朱平和我产生了剧烈冲突，他从做业务的想突破，我从合规角度抵死不从。朱平那天可能喝了酒，火气十足地大吼，为什么不行？怎么就不行？我当时本身就心理压力巨大，正巧碰上例假加持，火气蹭蹭蹭就上来，吼了一嗓子随便你吧，就把电话挂了。挂完电话，我还兀自生气了十分钟，然后突然反应过来，我刚刚冲自己老板乱吼乱叫还当着其他两位同事的面撂了他电话。我闷闷地跟老公嘀咕了一句，这下好了，我要失业了。过了俩小时，朱平电话来了，一开口就是道歉，说我说的是对的，他酒喝大了，欠考虑。其实我知道，他一定是花了俩小时强压怒火，平复了情绪，才打的这个电话。毕竟他是老板，又是这种强势的性格，哪儿受得了这等不给面的事啊。但他还是忍了。我赶紧地顺坡下驴，跟老板承认自己态度恶劣，不该这么冲动，实在抱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喝酒，朱平就借酒发挥，跟团队发牢骚，指着我说，这个人竟敢挂我电话，还当着别人的面挂我电话，岂有此理！
虽然我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下属，但是这应该算是我和朱平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很感谢他两小时之后的那通电话，电话的背后是巨大的包容心和自制力。如果他没有打这通电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收场，因为即使再来一次，我也许不会那么冲，但是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底线不容置疑，我表述的内容没有错，但是我的方式方法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一直煎熬到今年5月，终于看到了曙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审核、考量和沟通，终于在6月1日那天，我们拿到了小路条。
6月1日接到可以领取小路条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做个手术。小路条拿到之后，上市进度一下子提速了。预定的联交所交表时间是6月27日。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马上去香港，只能团队先行，我遥控指挥。在家里无比煎熬地休养了两周之后，我带着一包包中药，面无人色地出现在印刷商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交表前准备。那段时间，我的体力和脑力都已经到了极限。
6月27日下午5点40分左右，联交所下班前20分钟，终于在印刷商阿姨的带领下，我们完成了交表。这个印刷商阿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拉杆箱沉重的招股书，她拎了就跑，在中环天桥上上下下身形矫健疾步如风，我们团队和保荐人、律师等一众人在后面跟着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那天想着要去联交所交表，还特地穿了正装和该死的高跟鞋，跑的差点摔死。交完表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保荐人团队很多是穿着汗背心去的。联交所的交件，完全和富凯大厦两种风格，完全没有那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一手交拉杆箱一手交收据，5分钟完事。连个办事窗口都没看到。
交表完，我整个人是虚脱的。后来回到上海办公室，同事看到我个个都说我脸色好差。我心想怎么好得出来呢。幸亏交表完到第一轮问题出来有个空窗期，整个7月我略作了一下调整，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
接下来的日子又是另一种煎熬，开始两边答Q。由于史无前例，证监会和联交所对我们的申请看的格外仔细，因此问题回复的战线拉得很长，整整3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完没了的回答问题。
一直到9月29日，我们终于拿到了中国证监会对我们上市申请的正式批复，俗称大路条。欢天喜地地把大路条交给了联交所，本以为联交所会马上提速，毕竟沟通了那么久，大路条也拿到了，并且我们的审计报告有效期是到10月30日的，就快要到最后期限了。可是聆讯还是拖到了末班车的时间，10月18日。
聆讯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感觉神秘兮兮的。虽然之前保荐人已经跟我详细讲了一下聆讯的意义和流程，到了正式聆讯的那一天，我还是感觉有点紧张。18日下午大约4点钟，我跟保荐人一起去了联交所，进到了传说中的隔壁房间。当天聆讯有5家，5家的团队都等在同一个房间里。有的人还在紧张的看招股书，就我和我们的保荐人在玩自拍。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是不喜欢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事到临头还是放松点好。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其他4家都一个个OK离场了，整个房间最后只剩下我
